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这样一种联合体是由相互承认的关系构成的，在这种关系之下，每个人都可以期望被所有人作为自由的和平等的人而受到尊重。
其次，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反映的便是对社会最基本的信任与合作条件的维系。其三是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表达了国家对社会民生、农村发展问题的关切，因而也使得司法裁判的实践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
[48] 参见[美]卡斯·桑斯坦：《选择的价值：如何做出更自由的决策》，贺京同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0页。但是，从司法的一般原理来看，法官在对个案的裁判中应当保持中立，并且法官中立也是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要求和基础。诚如Williams所言，这些问题之所以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是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一旦解决，就再也不需要重新解决了。（三）维系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 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与维系，是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所呈现出的最后一类公共政策因素。由此可知，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从本质上看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重要方式。
[12]并且，这三种观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35]这一司法的原初功能是通过对个案的裁判来实现的，在法院对个案进行裁判的同时，又可将司法功能的运作界定为五个环节或状态，即审理、裁判、解决、影响和预期，其中影响和预期被称作司法的社会功能。至于企业、公司等私域的权力，则很大程度任凭市场中的人们自由博弈，其优胜劣汰的结果自然会导致以强凌弱。
对此，马克思曾有精辟论说，毋庸赘述。法律确认并强化了这种等级结构。此外，这些特惠本身带有某种专断性与任意性。最后，这种独立的个人原子观，通过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得到了集中体现：个人自我设计，自主行动，自行承担行为结果。
但是，由于自愿共同体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自由与群合的紧张关系，并能够使效率与公平的紧张关系得到实质性缓解，伴随民主的发展，它将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政治管理模式与社会组织形式。因为在这种共同体中，规则是从具体的生活事实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
大铲勤搅动， 小鲜一团糟。这种功利主义效率的追求，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践踏，对内在生命意义的排挤与驱逐,背后隐含着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对弱势群体的忽略与牺牲。制裁手段更多地是诉诸民事的和行政的，而刑事制裁的范围、种类和强度将大大减少。现代法律所赋予他们的主人地位，在现实的权力关系中已被消解殆尽。
他还进一步指出，共同体基于人们的"自愿联合"。以上分析表明，现代法治的价值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体现，并型塑于现代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与特权身份制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等级身份变得更加隐蔽，群合也大多具有了非强制的外观。但是，在契约背后，这种权力关系仍然结构化为等级制的结构。
人们可自由组建、加入或退出。反之，当一个社会的公域和私域完全由国家权力垄断，其民主即便存在，也及其有限。
此外，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利益对各成员国法律进行了协调、整合与统一，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展现出形成一种"新欧洲普通法"（new ius commune）的乐观前景。通过对市场以及市民社会的私域进行适度干预，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和遏止消极自由所生产的种种弊端。
对上述概括需做以下说明：第一，所谓"道同"是指具有共同利益、信仰、爱好或情趣等。1. 道同而谋：自愿共同体 如上所述，人们在生理、信仰、利益、爱好或情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这种法治下的法律不仅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人们的生活与生命意义的载体。以公开、确定的法律规则，为理性"经济人"在变幻难测的市场中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计算的尺度。职业化司法机构垄断的司法王国，日渐受到了"行政司法权"的分割，被奉为法治重要原则之一的司法独立受到了来自行政机构的严厉竞争和挑战。实际上，历史上就存在这种自愿共同体的雏形，例如中世纪西欧的商人团体，便是以利益为基础形成的自愿共同体。
如果说共同体仍然存在刑罚，那种刑罚也是一种合乎人性的刑罚，因为"在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刑罚将真正只是犯了过失的人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谁也想不到要去说服他，使他相信别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强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力。虽然人们具有某些基本共性，但是，人们在生理 、利益、信仰、爱好或情趣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实质法治对处于特殊社会情境的族群实施特殊规则，以使其享有某种自治的自由。现在我们拟对自愿共同体的治理模式进行讨论。
这种法律的强制性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不同，它是在性质上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自律性约束，不同意这些约束，人们可不加入或随时退出该共同体。在中世纪西欧，不仅君王"万世一系"，臣民无缘问津王位，而且封建等级中的领主与封臣关系也是一种以效忠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各自的身份难以改变。
这种独立个人的原子观在当时无疑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一些基本人权原则开始成为考量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价值尺度，某些"道德权利"重新进入"法律的帝国"。"在所有我能想象出来的世界中，那个我最愿意居住的世界，将不会恰好是你将选择的世界。以外求的旨在满足感官欲望的世俗追求，取代了内信的以获得心灵安宁为依归的性灵追求。
但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事实却变动不居，几乎是日新月异。温情脉脉的道德情感受到了理性的无情挑战。
"无常"因为情境化的协商和讨论机制，变得较为易于应对。等级越高，义务越少，特权越多。
对于这种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经典概括："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当时的经典科学理论认为，"自然法则表达确定性"，"只要给定了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够用确定性来预言未来，或'溯言'过去。
"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是这种目的合理性价值观的通俗表达。通过对影响法律存在与发展的政治、经济、道德等要素的重新考量，纠正恪守法条的法律实证主义过分封闭的倾向。依照聚合的内在要素，可分为血缘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信仰共同体、爱好共同体、情趣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等。在一个国家内部，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隔阂、歧见与冲突明显可见。
从寻求具有充分正当性秩序的角度讲，诺齐克所构想的作为乌托邦结构的自愿共同体，确是"一种令人振奋和鼓舞的理想"。在非功利性自愿共同体中，人们在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条件的情况下，旨在寻求心性充盈、精神满足和情趣愉悦，从而尽情地享受生活，体验生命，感受自然。
它是市场经济中的"通行证"，是市场博弈中胜者的"证书"。在此境况下，以自愿共同体模式的法治立即取代国家模式的法治是不现实的，较为可行的思路是加强自愿共同体的自我立法，并使自愿共同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立法相协调，国家为这种协调提供协商和沟通平台。
（5）事关共同体的一切重要事务都由全体成员讨论，在程序化的平等协商、自由沟通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毫无疑问，与特权身份制社会相比，在实行法治的契约身份制社会，社会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